中国城市内涝深层次原因分析 马路变“运河”，汽车“水中游”，航班取消，出行困难……一时间，全国告急。 1.年年防涝，年年涝！ 成都被淹了，北京被淹了……截至7月18日，全国27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造成2053万人、1759千公顷农作物受灾，倒塌房屋2.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516亿元。 回过头看，触目惊心的洪灾，不仅仅只是洪水易发区农民们的公敌，也成为中国6.8亿城市居民必须面对的问题。一到雨季，在大部分城区，则开始重复昨天内涝的故事。 “逢雨必涝，遇涝则瘫”！似乎已成一些城市永恒的特征，各种“段子手”的调侃背后，则是越来越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但事情不该是这样的。治理洪涝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投入巨大，统计显示，2011到2015年就累计投入4271亿元，“十三五”期间再投5644亿元。但内涝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不断加大，水淹全城已经成为很多城市难以摆脱的“魔咒”！ 据住建部资料显示，2007年至2015年，全国超过360个城市遭遇内涝，其中1/6单次内涝淹水时间超过12小时，淹水深度超过半米。 问题出在了哪里？ 2.城市建设：上半身光鲜，下半身很烂 导致问题的关键是，城市建设的两极分化：地面上速度太快，地表下面速度又太慢。 六年前，中科院院士王浩曾说，最近22年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40年。另一权威数字也可以说明中国城市的极速发展。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 但披着光鲜新装的城市一路走来，却有一个跟不上的“内在”。 2011年，日本Record China网站评论中国急速推进的城市化，只是做表面功夫，实际城市功能没有相应发展。还有人这样戏言中国城市病：中国城市的上半身很正常，下半身很烂。 似乎每个城市都能理直气壮找到内涝的共同理由：雨大，雨急；投入不足，历史欠账多。这些是原因，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实际上，导致大多数国内城市内涝不断的核心原因是：规划设计不合理、不科学造成的排涝体系功能紊乱，这有历史问题，但更有不愿解决历史问题的问题，以及不断制造的新问题。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城市规划师Andrew Buck指出，“这些系统大部分都处于超载状态，即使是程度温和的持续降雨都会引发城市洪涝。”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程晓陶说，“欧洲一些国家在开发一块区域前，一定先把地下排水系统建好，必须先建一个‘共同沟’，将所有管线做统一建设规划，涵盖污水、雨水、供水、通信等。” 大禹治水时采取只能疏不能堵方法，如今却过分追求“水泥化”、“硬质化”给排水大量“添堵”。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城市超过80%的路面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雨水难以渗透，而成熟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城市的路面能透，在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郊区等不同区域都铺设不同的透水材料，让水可以透过地面被收蓄和分流。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认为，“我们建造了太多的混凝土建筑。现在是时候投资一种新型的绿色基础设施了。”更不科学的是，我们的城市建设大搞景观建设，绿地、广场，但这些工程的建设也是大大不利于排水防涝，因为这些绿地、广场统统高出了地面。 水利专家向立云感慨，“如果绿地能比路面低20到30厘米，就可以吸收200到300毫米的降水”。与此同时，大拆大建，填湿地、堵河道，也使很多城市行洪断面减小，迫使自然生态系统对洪水的调蓄能力丧失。相较于我国，日本东京和大阪街头小型公园、绿地和广场，无一例外地采用“沉降式”，比周围地面低半米到1米左右，雨水可以轻易地在此汇聚，渗入地下。这既有利于排水防涝，也有利于水的利用和生态循环。多头管理则是导致这些设施建设不够科学的原因之一。据北京市政市容委统计，本市地下管线长度总计超过15万公里，涵盖供水、排水、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热力、燃气、工业8大类管线设施。而排水管道标准低，经不起暴风雨的考验，则进一步加大了问题，让城市的下半身彻底不行。据统计，广州市中心城区现有排水管网6000多公里，达到“一年一遇”标准排水管网占总量的83%，达到“两年一遇”的仅有9%。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重现期仅为1至3年，相对应仅能抵御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全国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标准规范的下限。 158年前，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现代作家龙应台也曾引用并写道：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下一场3小时的雨足矣。 一场雨的“良心检验论”，最后要落实到管理者的态度上。“市长说，地下铺了管网，把几百亿埋在地下，老百姓也看不见，我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这是2014年6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引用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一个经济发达城市听到的一句话。 3.防洪治涝，不妨照照这些镜子 治理河道，防患内涝，不妨学学古人“功夫在诗外”的民生关怀态度，也不妨学学一些国外城市的可借鉴之处。 2010年，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在城市备受“泄洪闸”失灵诟病时，有媒体这样描述江西赣州城：洪峰到达时，儿童在城门口水滩里嬉戏钓鱼，买卖人在滔滔洪水边安然地做着生意；部分地区降水近百毫米“没有一辆汽车泡水”。 于是，名曰“福寿沟”的地下排水系统又被拿出来“演绎”。 史料记载，面对常年饱受水患的赣州城，上任的知州刘彝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原则，亲自设计并带领群众修建两个排水干道，按照他的设想，全长12.6公里的福寿沟，仅是全城排水防洪体系中的一环。 在赣州市博物馆文博专家万幼楠看来，福寿沟是利用地形高低的自然流向让城区雨水和污水排入江中，为避免雨季江水倒灌入城，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同时，采取改变断面和加大坡度等方法，确保水窗内沟道平时畅通，以及雨季具备足够冲力将泥沙排入江中。至今，“服役千年”的福寿沟还承担着旧城区近10万居民的排污功能。有专家评价，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也不会发生内涝。 与福寿沟相比，安徽寿县的古城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古城东门标示着1957年和1991年两次特大洪水事件：淹没大半个城墙，而城内却安然无恙。 相关文献记载：城内四角的护城河，平时积水调节城内用水和调节环境，地势较低的东北和西北角，修筑“崇墉障流”、“金汤巩固”两个向城外疏导的涵洞。 对今人很有启发的，还有文安、潮州、荆州、台州等十多座古城。 城市排水系统脆弱，并不是无题可解。前人智慧不胜枚举。元大都在选择城址时根据地形因势利导，并具有先进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水平。在2012年北京“7·21”大暴雨中，北京几处老城区“安然无恙”：北海团城无一例积水报告，距今近600年的一套明朝建成的古代集雨排水工程，目前仍在团城“服役”。综合了“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各种排水法的故宫排水系统，让宫内90多个院落、72万平方米面积的雨水通畅排出。 秦朝之前，源于岷山的岷江一泻而下，进入四川盆地。西边遭受洪水肆虐的时候，东边却因缺水而受旱灾之苦。公元前256年，李冰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为彻底解决水患，他跋山涉水亲临实地考察，听取百姓意见和建议，全面了解“水情”和“地势”，制定了最严谨的“深淘滩、低作堰”规划方案，不给河水出轨的机会。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改变了“非涝即旱”状态，两千多年的风吹雨打，都江堰工程至今井然有序，一直发挥着作用，滋养着鱼米之乡的“天府之国”。 环顾国际，可圈、可点、可借鉴之地也比比皆是。 在设计标准上，与国内“一年一遇”“三五年一遇”的标准相比，西方很多城市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按“20年一遇”“50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标准来设计了。 古罗马下水道建成2500年后，现今仍在使用。公元前6世纪左右，伊达拉里亚人使用岩石所砌的渠道系统，最大的一条截面为3.3米×4米，从古罗马城广场通往台伯河。公元33年，罗马的营造官清洁下水道时，曾乘坐一叶扁舟在宽敞的地下水道中游历了一遍。 在巴黎地下50米以下的世界，有一条历时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程，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有人形容其“四壁整洁，管道通畅，干净程度可与地面上的街道相媲美。”同时，在地面的雨水蓄积池也非常强大。 百年工程，惠及今日的还有150年以上历史的伦敦下水道，被称为“工业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为解决人们普遍担心的坍塌问题，特地研制了新型高强度水泥，用这种水泥制造了3.8亿块混凝土砖。 近邻吉隆坡2007年按照百年一遇的降雨强度，设计建造暴雨管理和道路隧道系统（SMART Tunnel）项目，其中防暴雨排水道内部直径13.2米。 新加坡每起一座楼，每建一个街区，必须提前规划反复论证排水系统的可行性，得以从容应对11月到次年1月间几乎天天下雨的糟糕天气。 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海拔低于海平面，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颇大。但因有着良好的排水系统，鲜有水漫金山式的泽国景象。 美国多个州均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并采取了详尽的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 始建于1830年的维也纳排水管网，当时按300万人口规模规划和建造，而目前该市人口180万。能够说明态度的，还有一个青岛式的“德国模式”范本。 ▲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 德国人在青岛殖民17年，不盖大楼不搞大广场不建大街道。针对当时2万人口的小渔村，设计了足够使用百年的雨污分流排水系统。 最重要的看点在于“德国标准”，据报载，后期相关部门更换零部件时，当年的公司已不存在，询问到另外一个德国企业时，该公司发来电子邮件说：根据德国企业的施工标准，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可以找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依建议果然找到了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备用件，依旧光亮如新。 4.治涝“海绵法”，依然任重道远 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哈姆莱特说，it's a question（这是个问题）。 治理城市洪涝，是个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是越修负担越重，最后作茧自缚，积重难返。全部“推倒重来”也是不现实，尤其是对北上广深等体量巨大的一二线城市而言，建设格局基本定型，动大手术完全不可取。 为破解“下水道”难题，2013年中央提出建设“海绵城市”目的很明确，利用“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和措施，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同时，也给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海绵城市目标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目标要求。 “海绵城市”是什么？通俗的解释是，如果把一座城市比喻成一块会“呼吸”有“弹性”的海绵。下雨时，把雨水吸收储存到“海绵”里；需要水时，挤挤“海绵”把水释放出来，从而实现水的良性循环利用。 此后，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分两批确定了30多个海绵城市的试点城市。但2016年汛期时，试点城市中有19个出现内涝。总体不容乐观。 这说明海绵城市的建设并不如预期。 导致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或许是缺钱。据测算，每平方公里海绵城市的建设费用预计在1亿元至1.5亿元。2016年，每座获批城市每年会获得4亿人民币（6300万美元）的资金，用三年的时间实施项目。除了国家资助约15%至20%的成本，其余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开发商资助。但由于相关政策和机制未完善，很难募集到私人投资。一直从事社会与城市研究工作的林达认为，在中国只有衡量短期收益的工具，而一直都缺少估量项目长期社会效益的系统。当地政府如何使用这笔资金也是个问题。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不是钱。 从理论概念看，海绵城市迎合了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但从实际操作角度看，海绵城市的未来仍扑朔迷离。林达在2013年底参与了国家新城镇的设计委托，他感慨到：“几乎每份意见书都在使用这个词，但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些提案书，很多人又不明白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真正可怕的是，如果还是回到以前那种状况：层层签订整改“军令状”和成效“生死簿”成为应景之作，积水褪去后似乎难以有更实质性的动作。若不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城市建设步入良性，就是一句空话。 海绵城市新概念也好，原有的地下管网也罢。都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的“综合性工程”，惠及民生，急躁不得！只有尊重自然、尊重调查、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尊重民愿，才能不让六十多年前梁思成护城梦碎的悲剧再一次重演。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对过去我们看得越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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